这些年，由于多个国家的高校缩减文科专业，一种关于“文科衰落”的论调在世界范围内兴起。
此处的文科，大致等同于人文学科和绝大多数社会科学专业，在近代早期也被叫作文化科学、人文科学等，是法学、政治学、语言学、社会学等学科在近代史上的知识源头。其研究范畴包括人类创造的社会、文化、历史，与物理学等科学所探索的自然之物有着根本的不同。为了塑造自身的科学性，人文学科和社会科学展开了一场又一场效仿自然科学的运动，有发展，也有受挫，更多的是受挫。从知识的接受角度来讲，通过理解人的意义、文化和感受而形成的人文知识，也在失去曾经的吸引力。
在历史上，有那么一本书，自它面世后，“人文世界”与“自然科学世界”的边界及争议也就同时形成了。这就是《新科学》。
1725年，意大利人维柯（Giambattista Vico）出版了他的《关于各民族本性的新科学的原则，由此发现民族自然法另一体系的原理》，这是《新科学》的初版，1744年第三版定名为《关于民族共同本性的新科学原理》。在维柯所处的18世纪，启蒙思想在欧洲取得了绝对意义上的地位，只有可数学化的自然科学才是科学，至于研究人和人类社会的零散知识，则被认为仅是观点、意见。作为启蒙思想的批评者，他批评了笛卡尔的理性主义，主张从历史源头重构知识。这种知识既不是可以用数学、演绎描述的，也不是纯粹个体的、不可知的。
过去300年间，《新科学》经历了多次重版、修订、翻译。但是怪异而晦涩的写作风格限制了它的传播——“甚至意大利人都很难读下去”。在国内，朱光潜先生早在《西方美学史》一书中就专章评述过维柯，并在耄耋之年翻译《新科学》。朱先生认为维柯是“美学真正奠基人”，《新科学》也主要是在美学上得到阐释。在《新科学》初版300年之际，我们策划专题“当人文知识受挫时——维柯《新科学》初版300年”，在一般意义上理解《新科学》，并讨论它的当下性。（导语/罗东）
下文是社会学者田方萌重温维柯《新科学》后的思考。如果我们用研究自然的方式研究人类，变成“火星上的人类学家”（不是指“人类学”专业，而是泛指有关人类的学术研究），是能更清晰、更完整地研究人类及其社会，还是放弃了理解同类的特殊优势？
本文内容出自新京报·书评周刊7月11日专题《当人文知识受挫时——维柯<新科学>初版300年》的B04-B05版。
B01「主题」当人文知识受挫时——维柯《新科学》初版300年
B02「主题」维柯为人文知识“背水一战”B03「主题」《新科学》在20世纪的漂流B04-05「主题」我们能否成为“火星来的人类学家”？
B06-B07「历史」《大宋理财》王安石变法的现代经济学解释
B08「社科」纪念麦金太尔：规范的争执与启蒙的筹划维柯（Giambattista Vico），1668年-1744年，意大利哲学家、语言学家，生于意大利南部的那不勒斯，作品有《新科学》《论意大利最古老的智慧》等。
社会科学不同于自然科学
几年前，我认识了海外一位时事评论家，这里姑且称他为“S先生”吧。S先生读书甚多，阅历甚广，对许多问题都有着独到的洞见，他的看法让我受益匪浅。有一次，他读过我刚完成的学术史论文，善意地提醒我“做学问不可有立场”，我却不敢接受他的建议。
S先生成长于“文革”时期，出国后亲历过多次海外华人内部的斗争，又熟悉中国现代政治史。在他看来，无论在左派圈子还是右翼阵营，政治立场都会扭曲一个人的学问，因为人们的观点会偏向他们心中的意识形态。S先生定期参加一些视频谈话节目中的讨论，我也是他的忠实观众之一。他在节目中举过历史和现实中的事例，说明对立双方如何出于自身利益夸大或缩小统计数字。
后来我同S先生在饭局上相遇，他邀请我坐到他身边，当面给我解释了他的看法。他先举出两本研究中国现代史的名作，两书的立论在国内语境下一左一右，但都存在立场扭曲结论的问题。S先生相信，只有超然于立场之外——最好变成“火星上的人类学家”，才能保证学术独立于政治。“火星上的人类学家”是社会科学界常用的比喻，意指来自人类社会之外的研究者。这些外星学者与地球上的任何党派或利益集团都无瓜葛，因此可以从事最为超然的学术工作。我们能否成为火星来的人类学家？面对S先生的谆谆教导，我不禁想起了意大利思想家维柯与他的《新科学》。
《新科学》
作者：[意] 维柯
译者：朱光潜
版本：人民文学出版社 1997年12月
自然科学在西方世界兴起后，传统的人文学科就面临一个重大的路线问题——针对人类的学术研究应当模仿自然科学，还是继续按照自己的风格发展？维柯最早意识到了这一问题。他认为自然是上帝的创造物，只有上帝可以充分理解自然。类似地，历史是人类的创造物，人类也可以理解历史。
维柯由此指出，关于人类的科学有别于自然科学，我们具有一种理解同类思想的特殊能力，因而也会产生一种特殊的知识。借助直觉、想象、重构和揣测，人们能够通过意志、观念和欲望探讨个体行为的动因。相比于通过观察外在世界获得的科学知识，人们对自身行为的了解更为直观和确切。这种特殊知识关乎人类在社会生活中的动机和意义，它既不同于经验事实的知识（如物理和化学），也不同于基于公理信条的演绎知识（如数学和神学）。
维柯形象地比喻道，在社会舞台上我们是演员，在自然世界中我们只是观众。就研究人类的科学而言，我们并不仅仅是审视外部现象的观察者，而能够借助直觉、移情和体察等方式，探索和理解人们内在的精神世界。如果我们用研究自然的方式研究人类，就会将人类世界看作非人的世界，放弃了理解同类的特殊优势。
假设火星上的人类学家具有类似我们的智慧，他们研究自然的方式和水平也近似人类。当其中一批人类学家来到地球，即使他们能够全面仔细地观察我们的生活，也不能理解各种活动之于我们的内在意义，正所谓“非我族类，其心必异”。例如，他们出于好奇参加了北京的一次诗歌朗诵会，并且礼貌地从头听到尾。他们可能对朗诵者声调的抑扬顿挫印象深刻，却不能理解参加者的表情变化，因为他们不具有人类的思维和情感。
现实当中当然没有火星来的人类学家，不过有些自闭症患者理解他人的方式就像外星人。萨克斯（Oliver Sacks）是美国知名的神经学科普作家，他有本文集就取名为《火星上的人类学家》。萨克斯在书中讲述了一位叫“坦普”的自闭症患者，她能够对事实和数据进行分析，却无法与她的同事和邻居正常交往。坦普认为自己的心智缺乏理解他人的移情能力。她的大脑像计算机一样“电算”式地将记忆“文档”在脑中反复播放，以此推测他人行动与场景之间的因果联系。只有通过这种方式，她才能预测别人的行为举止。
类似坦普的自闭症患者缺乏维柯所说的关于人类自身的知识，他们不得不刻意“计算”他人的意图与心态，就像外星科学家那样通过人类行为的“科学”模型探讨因果关系。他们永远不能像普通人那样具备理解他人的能力，而这种能力正是研究人类经验的必要条件。
在物理学不断取得巨大突破的十八世纪，维柯却声称物理学不可能解释所有事物，而历史学更有可能填补人类知识的空白。这位不合时宜的学者生前没有得到多少关注，死后也很快被淡忘了。直到1820年代，法国历史学家米什莱（Jules Michelet）才发现维柯打开了现代人文社会科学大门。德国思想家狄尔泰（Wilhelm Dilthey）更是在“文化科学”中复兴了维柯的思想。他之后的马克斯·韦伯发展了“理解社会学”，构成今天社会学的主要传统之一。
《新科学》1744年版（意大利语）插图。
成为火星上的人类学家不仅妨碍了我们理解人类的内在世界，也让社会科学失去了相对于自然科学的特色。有鉴于此，美国社会学家雷德菲尔德（Robert Redfield）曾提醒同行保持与自然科学的距离：“对物理学和生物科学的模仿，阻碍了社会科学最充分的发展。”在他看来，对自然科学的认同使社会科学学者“远离哲学、艺术和文学的激励，而这正是社会科学所需要的 ……”
人类学家利奇（Edmund Leach）也在这个意义上拒绝人类学的“科学化”：“社会人类学不是，也不应该成为，自然科学意义上的‘科学’。如果说有什么，它更像是一门艺术……”另一位人类学家格尔茨（Clifford Geertz）也将社会现象视为“文本”，主张置于当地语境的认知框架内来解释它们，就像文学批评家解读小说或散文。
社会科学无法排除价值判断
S先生也许也和我一样认为社会科学不同于自然科学，不过他可能还会说：“那又如何？假设火星上的人类学家具有类似人类的移情能力，可以辨识我们的七情六欲，这并不妨碍他们得出超然的中立结论。”在破解中国现代史上的几大谜案时，S先生就使用过移情理解的方法，依靠情理推断弥补证据不足的问题。他遵从韦伯价值无涉的研究主张，还不止一次地跟我提到韦伯是位大学问家。
在韦伯看来，一位研究者的价值观不可避免地影响他所选择的课题。这种选择并没有内在的科学标准，每位学者可以自行决断。不过，韦伯认为，社科学者可以选择关联某种价值的问题，社科研究则应使用没有价值色彩的方法。一位社会科学工作者选定课题后就应当停止在研究中牵涉价值判断，全然根据他所发现的数据和资料进行分析，这样才能得出科学的结论。
韦伯相信，如果社科学者严格遵循这种分离事实与价值的研究准则，就能建设一种真正有效的社会科学。如果我们在道德上不保持中立，将价值观带入社会科学，则会扭曲我们对社会的理解。不同于美学、伦理学和政治哲学，社会学和历史学等学科是研究人类行为的经验科学，不必讨论价值问题。韦伯还以严厉的口气告诫同行们：“我愿意引用历史学家的著作来证实，一旦人在科学研究中掺入了关于个人价值的判断，对事实的完整理解便荡然无存。”
《维柯的哲学》
作者：[意]克罗齐
译者：陶秀璈 王立志
版本：大象出版社 2009年6月
韦伯的学说在二战后美国的社会科学界影响巨大，很多社科学者都将价值无涉的研究标准奉为圭臬。我看到过一位社会学者就在他的论著中明白无误地宣称：“作为一门科学，社会学应当在价值问题上保持沉默……”一些具有批判思想的学人则不满于这种学风，例如美国社会学家古尔德纳（Alvin Gouldner）就语含讥讽地谈到：“现在，所有的社会学的权势阶层……都已经加入了一个心照不宣的联盟，这个联盟将我们牢牢地拴在这样的信条之上：你不应对任何价值判断做出承诺。”
然而，1960年代的民权运动后，美国社会学界日趋“左倾”，甚至成为身份政治活动家们的主要培训机构。从选题、立论到阐释，从课堂、期刊到会议，平等主义的意识形态渗透了学术生活的方方面面。一位圈内人士甚至指出，美国社会学不仅是一门政治上倾向自由派的学科，而且是一项投入“神圣事业”的社会运动。眼见这种思想导向破坏了社会学的中立性与科学性，损害了这门学科在整个学术界的声誉，资深的美国社会学家特纳（Jonathan Turner）近年连连发声，呼吁同行们回归韦伯的价值无涉原则。
社会学的左倾与特纳的呼声似乎支持了S先生的看法，即做学问不可有立场。不过，如果我们沿着维柯的思路再拓展一步，就会意识到社会科学在另一个重要方面也不同于自然科学，那就是社会科学关注的人类生活本身就包含着是非善恶，我们对他人意图的理解也带有道德评价，而风火雷电等自然现象并不能分出高下对错。
《封神榜》（1990）剧照。
举例来说，中国古代史书上不时出现“臣弑君”的记载，这类记载既是事实判断，也是道德判断。如果作者将“弑”改为“杀”，虽然做到了“价值无涉”，却剥离这一行为犯上作乱的伦理含义，而这一含义内在于“弑”的事实之中。S先生曾告诉我，他曾经研究“文革”中派系之间的迫害现象，“迫害”一词也是一个包含了价值判断的事实判断。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政治哲学家列奥·施特劳斯反讽地指出，要在社会科学中禁止价值判断，我们就应当以中立的口气描述纳粹集中营的暴行，同时禁止谈论这些行为多么残忍。也许火星上的人类学家能够做到这点，可那真是我们希望社会科学呈现的模样吗？
《美丽人生》（La vita è bella，1997）剧照。
因此，我倾向于认为，社会科学学者在研究中谨慎地表达自己的立场，突破“价值中立”的教条，并不是多么可怕的事情。如果他们能够包容与其不同的观点，还会促进整个学术界的对话与争鸣。例如，意大利政治学家萨托利（Giovanni Sartori）对民主和政党制度的分析非常精辟，他在自由与平等孰先孰后的问题上也不含糊。亨廷顿（Samuel Huntington）对于政治现代化有着不同于主流的明确立场，他主张“稳定”而非“民主化”，才是美国应当推广的关键价值。这并不妨碍他成为杰出的政治学家，反倒刺激了政治学的问题意识。
此外，我们也不可能置身事外，真正像火星来客那样看待人类的问题。韦伯之后的社会学家曼海姆（Karl Mannheim）创建了知识社会学，他强调人们总是从各自的立场出发来解释事实，那种企图超越所有立场的抽象真理并不存在。他写道：“事实上，我们并非站在不具形体的真理的永恒真空中，我们在面对现实时都有早已准备好的问题和潜在的体系，获得新知识也就等于将新的事实结合进原有的定义和范畴的框架中，并且确定其位置。”
曼海姆进一步指出，人文社会科学不能完全排除评价性成分，因为学术知识建立在资料选取的基础之上，而人们或此或彼的选取决策就依赖于他们的价值评判。在这个意义上，带着立场看问题的学者们都不可能成为火星来的人类学家。就算真有火星学者，恐怕他们也会站在火星人的立场上观察地球人吧。
《爱因斯坦与爱丁顿》（Einstein and Eddington，2008）剧照。
历史上哪位学者能够在没有立场的情况下研究学问呢？我曾请S先生举出实例，他提到爱因斯坦和罗素。爱因斯坦在研究相对论时确实没有立场，不过那是因为物理学理论本身也没有什么政治含义。罗素在研究数理逻辑时也没有立场，因为逻辑就是一种中性的工具，左派和右派都可以利用它。当这两位大学者表达自己对社会问题的看法时，他们都具有鲜明的政治立场——爱因斯坦是位社会主义者，罗素可称为进步主义者。既然大学者都不能超然于其立场，我们与其争论学者们是否应当保持价值中立，还不如想想什么样的价值能够更好地指导他们的研究。
韦伯提出价值无涉的主张，部分是因为他对价值问题持有一种不可知论的看法。他认为古往今来存在着许多相互冲突的道德学说，没有哪个能证明自己优于其他。有些道德规范风行一段就消退了，说明它们不过是某一时空中人类的主观产物。韦伯因而不相信人类能够建立普遍性的伦理体系。然而，施特劳斯发现，在长达几千页的韦伯作品中，他只花了短短几十页专门论证这一观点，实难让讨论价值问题的学者信服。
在施特劳斯看来，韦伯的理论割裂了科学与哲学，造成了20世纪相对主义的泛滥，这未免让韦伯承担的罪责过重。相对主义的盛行缘于多种因素，韦伯学说恐怕只起了不大的作用。不过，他的价值中立学说确实让社会科学摆脱了政治哲学的指引，使社科学者们不再理会道德问题，价值无涉变成了价值无关。就像韦伯理解社会学一样，我怀疑他的相对主义立场也可以追溯到维柯。
《维柯著作选》
编译：[英]利昂·庞帕
译者：陆晓禾
版本：商务印书馆 1997年11月
有异于启蒙时代的很多思想家，维柯不大相信普遍的社会科学规律可以解释人类多姿多态的个性和行为。人类科学需要根据个体在具体环境中的独特经历，解释其差异性、变动性和目的性，而不是寻找不同时空中类似的重复模式。这种排斥普遍性的方法论使维柯的学说带有唯意志论的色彩，思想史家伯林（Isaiah Berlin）即指出维柯相信“不存在不会改变或不能改变的人的本性，也不存在任何固定的永恒目标。”这种“过于社会化”的立场“完全忽视了生理和生物两方面自然因素，更别说心理方面的因素了。”
伯林批评维柯学说“过于社会化”，在我看来正是他的学说中最大的缺陷。维柯意识到人类具有理解同类的特殊能力，人类科学因而不同于自然科学。同时他忽视了人类也具有自然属性，属于自然的一部分。生活在18世纪的维柯没有机会了解后世达尔文的进化论，也就不可能认识到人类像动物一样在自然中进化而来。人类的历史并不只是人类自己创造的，还受到人类生物性的限制和影响，然而人类未必清醒地意识这种限制和影响。
达尔文在《人类的由来》一书最后提醒读者：“我以为我们总得承认，人，尽管有他的一切华贵的品质……有他的上帝一般的智慧，能探索奥秘，而窥测到太阳系的运行和组织——有他这一切一切的崇高的本领，然而，在他的躯干上面仍然保留着他出身于寒微的永不磨灭的烙印。”这里他所称的“永不磨灭的烙印”就是指人类经过进化后保留在体内的生物性，包括适应群体生活的心理和行为机制。
维尔弗雷多·帕累托（Vilfredo Pareto，1848年—1923年），意大利社会学家。
20世纪初期，意大利社会学家帕累托曾尝试以科学的方式研究社会学：“我的愿望是以星体动力学、物理学和化学为模范，建立一种社会学体系。”维柯如果地下有知，可能会嘲笑帕累托的愿景，虽然他本人也使用过科学方法。一个世纪后，社会学并没有成为自然科学的一个分支，有些学者甚至认为社会学是一种艺术。不过，帕累托至少在一点上值得肯定，那就是人类也可以通过自然科学的范式进行研究。
这里我们不妨就以政治立场以例，说明科学方法也可以研究人类的思想观念如何形成。当代行为遗传学的研究发现，相比于基因平均相似性为50%的异卵双生子，基因完全一样的同卵双生子的政治观点更趋一致，这意味着我们的政治立场部分来自先天因素。当然，同卵双生子的相似性也可能缘于他们的成长环境更接近。不过还有研究发现，相比于分开抚养的异卵双生子，分开抚养的同卵双生子也有着近似的政治取向。这说明即使在不同环境下成长，基因的作用也使人们的立场趋同。
现代意识形态产生于法国大革命之时，而人类进化的历史远为长久，我们体内并不存在“左派基因”或“右派基因”。不过，人类的基因构成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我们的性格倾向与认知能力，个性和天赋又会影响我们的价值观念和社会位置，进而左右我们的政治取向。如果火星来的人类学家掌握了行为遗传学的方法，他们同样可以用这种“不带立场”的方式研究人类的立场问题，不过这恐怕并非S先生的原意。
人类的观点差异部分来自先天的遗传因素，这是否意味着我们总是言人人殊，永远不可能调和观点？我有些乐观地相信，承认人类思想部分受到先天条件影响，反倒会使我们更清楚自己意见的局限性，也让我们更能包容异己的想法。曼海姆在一个世纪前也意识到了这个问题。虽然各种立场都有其局限性，他仍然相信一种最佳视角存在于每个时代，即根据当时最全面的论据而作出的综合性判断。这种判断不见得就是绝对真理，而是特定社会条件下相对于其他观点最为可靠的观点。当人类进入下一个时代，随着更多的知识和论据出现，我们还可以将综合性判断发展到更全面和更深入的层次。
英国科学家多伊奇（David Deutsch）指出，真实的世界是统一与和谐的，我们对世界的理解却零碎断裂，不统一也不和谐。通过整合各个层次和领域的科学理论，我们有可能提炼出解释真实世界构造的“万有之理”。多伊奇认为基于量子理论、进化论、认识论和计算理论的综合学说就构成了世界上第一个万有之理。类似地，马克思、韦伯、涂尔干和达尔文分别代表了现代学术史上人类研究的四种主要传统，他们分别抓住了人类内在和外在注重物质和精神的四类因素，由此形成历史唯物论、理解社会学、社会事实论和人类进化论。在我看来，他们的学说及其后续学说也可以整合起来，构成第一个社会科学领域的统一理论。
在这种统一理论的基础上，我们有望建立一套普遍性的价值体系，通过不断修正和改进它，以此来指导社会科学的研究和应用。退一步讲，即使社科学者珍视的价值并不一致，他们仍然能够就某些基本原则达成共识，或者至少建立某种共同的底线。就像施特劳斯所言——社会科学的意义在于为特定的目的寻找手段，为此学者们就需要理解目的，目的和手段应当属于同一门科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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